今天翻各路微信公众号的更新时，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大忌
这篇文简明扼要的写了这么几件事:
1，漫长的和平时代，造就了数代（如果以3-5年为一代的话）物质和精神双重宽裕的读者。
2，这些读者需要的是轻松和欢快的作品。
3，作者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为这些读者痛苦。不论是制造，引入，教育，还是在臆想中为他们预设。
文章里的几个精妙诠释引用如下：
知识分子没有义务替群众守护哀伤的种子，也没有这个资格。
如果有，是自己想多了。
诚然，任何时期任何人都有哀伤，但哀伤是非常个人的，没有人有资格代替和代表别人哀伤。
在和平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觉悟去传播快乐。哪怕这快乐是通俗的快乐、土味的快乐。知识分子最高尚的时刻，并不是凭借“知识分子”的身份头衔在群众面前趾高气昂，“教你做人”，而是如果这个时代发出无声的呼唤，你听到了，然后默默变成一个谦卑的服务者。
说太好了。
太对了。
我应该好好想想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