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在豆瓣的时间线里,有朋友转发了一条日记。开篇是这么一句话:

“今天复查,过去这一个月内全身上下长了30-40个肿瘤。包括两片肺,肾脏,双腿,胳膊,肚子,胃。片子上看根本很不真实,密密麻麻的怪恶心的。主治医生说基本上没有希望了,选择是我自己的。如果不想再继续化疗,那么我还有6个月的时间,如果继续化疗,医生根本没有提到治愈的可能性,只是不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而已。
屋子里好多人,我一直没什么感觉,爸妈都哭了我也没哭。最后主治医生问我最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才忍不住哭了。说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想跟着radiohead 巡演,然后后面半句想去英国就已经哽咽到说不出来了。”

顺着链接过去翻了一下,作者是一个89年生的姑娘。11岁到美国。然后确诊癌症。不到二十岁就开始日常出入医院。22岁,豆瓣最后一次更新。估计是已经去世了。

她把豆瓣当成twitter一样吐槽的地方,随便翻翻就已经刷了80多页的广播。每天吐槽一些正在追的剧,正在哈的星。快乐的完全看不出已经病入膏肓。

最后一条更新是转发了一张图片。回复中有人惊讶的喊,你还没有死啊。然后,这便是最后一条了。

虽然知道人总会死,但这么切近的看着一个人记录自己死前的种种,过于逼真,不由得心生恐惧。又愈发觉得生命之高贵。

意愿和路径

一大早逛豆瓣,看到有篇文章里,提到莫干山的大会议堂,提到民国时年轻人的声音能够向上达到政界。年轻人有参政议政的路径和意愿。然后就在想,为什么年轻人失去了这种意愿和路径?
想来想去,还是高等教育下沉的缘故。
一方面原本受高等教育的那些,大多是社会的上层。即便有几个出身贫寒,没有家学家境的,也多是人中翘楚。这给了他们更多参与的自由与意愿。聚合起来,就表现为整个学生阶层愿意且有能力参与了。
一方面人数多了,竞争激烈,内卷化严重。文科生所面对的生存压力更大。参政议政看起来不像什么正经人的营生,又不能养活自己,自然就少了动力。
再往下,人人都有声音,就无法聚合成一个清晰的纲领。你说巴黎和会丧权辱国,我说蔡徐坤最近形象有改善,这个说环境保护刻不容缓,那个说我刚去了新西兰那里好好玩。
最后,大学生一多,就从人变成了人数。人是值得尊敬值得重视的。人数不值得。
再往下一想,就悲观了。当初几十万学生能做的事,比现在几千万能做的都多。可能真正难的,是从这几千万里筛选出值得被听取的意见。
一方面上位者有自己的私心(谁又没有呢),一方面机制上,只有向上靠拢才有更多被听到的机会。
现在的环境下,向上靠拢,多少是可疑且可鄙的。正经人谁不是埋头于自己的那点小营生呢?
于是年轻人的声音不再被听到。除非成为所在行业的青年领军人。或者混成智库。
但毕竟不是年轻人了啊。

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还未到来。

一开始是看到这张图片:

宣告

于是去找到了这首诗:

宣 告
——给遇罗克烈士
北岛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然后找到了这个人: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临时工。曾写《出身论》等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和他的文章: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真的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新的时代还未到来。

共害思路

今天看到一个思路,太牛逼了。

之前我和朋友分析过一个模型。她想结婚生子,但是她又害怕男友花心(男友有出轨前科)。她觉得万一她怀孕之后男友再次出轨,她承受怀孕痛苦,而男方可以逍遥自在偷吃最后还白白得一个孩子,她觉得吃亏吃大发了。她来问我,怎么样才能保证不吃亏?

我那时候拨算盘给她分析。

你想生孩子对吧?
对。
但是怀孕这么长的时间有不确定性,因为一旦怀孕,出了事,你中途想下车,要么堕胎要么只能挨到生产,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身体损害。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不对?他中途可以毁约无损失反而有回报,而他中途毁约导致你损失惨重。
对。
那我们就把风险转嫁了。
怎么转嫁?让他生孩子吗?
不不不。你怀个别人的孩子,问题就解决了。

她不能接受。

我就又从头给她捋了一遍:
你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对。
你想确保自己在怀孕期间利益最大化,对不对?
对。
只是怀孕这个事,没办法回头,对不对?无论堕胎还是生下来,你身体都受损,对不对?
对。
而如果他孕期出轨,那他是背叛了婚姻誓言,他违约而无任何惩罚,他还得到一个50%基因的孩子。换句话说,他违不违约,都会得到奖励。而如果他违约,相当于你实际受损,这让你觉得非常吃亏,对不对?
对。
那就把这个奖励提前抽掉。让他违不违约,都得不到他的奖励,那么你这一方自然不吃亏了。你找一个更好看的男人,怀了孩子,将来孩子生出来是你的。而他如果出轨了,孩子就可以明确与他无关,因为孩子100%是你的。

她表示拒绝。

我再一次捋一遍:
男女共同合作生育,是一场博弈。女方最吃亏的在于她一个人要承担所有的生育风险,而男性沾光的地方在于他后来花不花心,孩子都是有他50%的基因。简单地说,你不会因为守约而多得利益,可他不会因为违约而减损利益。你守约无奖励,他违约无惩罚。这个唯一确定、恒定的利益,就是孩子。对不对?
对。
那就把这个唯一确定的利益,给他偷换掉。这样一来,风险彻底转移,你守不守约你都有奖励,他违不违约都无奖励。这就是男女在生育风险上的转移。

她当时说,但是这样不公平。

可是女性受孕这件事,这个【怀孕生育惩罚】本身就不公平啊。女性承受了数千年,也从没有见男人心疼过女人,说这种风险太高了。
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讨论一个生育投入产出模型,还没有真正做什么损害男人实在利益的事情呢,八字没一撇呢,就开始替男人觉得可怜了。那么多男人老婆怀孕时出轨,他们老婆不可怜吗?

后面我接触女权之后,发现了这八字真言:不生孩子,屁事没有。
不怀孕,女方不用承担孕后被绿帽的风险,男方不用承担孕前被绿帽的风险,你不损害我,我也不损害你,皆大欢喜。

而对应的则是男性这边

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模糊觉得原因是这样

原本在大集体的社会模式下个人放弃个人生活服从组织安排来确保生活保障,获得安全感

但国家从经济角度考虑放弃了大包大揽个人丧失了安全感

当个人需要确保自己的经济安全乃至自由时就会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选择纳入考量中

由此变成对经济越不自信,对生活中的一切选择越反复权衡,小心利弊。

结论就是,一切选择的前提都是对自己有利。在情感生活上,不能接受投资风险。必须包赚不赔。

或者说,她们不认为情感生活是有风险的。而必须是一项稳赚不赔的买卖。

如果在情感生活中,有一个赔和赚的基准点的话,由于情感生活是两人交易,是零和游戏。总有一个人赚,一个人赔。那么谁赚,谁赔?

当谁都不愿意赔时,这个交易就做不下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意识到情感生活不一定是两人分瓜,而存在一加一大于二的可能。